國泰航空工會會長心寒打工仔自貶身價


那年投考空中服務員,黎玉嬋22歲,同時獲國泰航空和聯合航空取錄,她拿不下主意,只好請教電話的另一端:「其實我應徵了國泰航空,也獲取錄,但你們好,還是國泰好?」她問得坦白,對方也答得老實,「小姐,國泰是香港的航空公司,既然收了你,當然入國泰啦,仲要問?」

80年代,香港自身就是一個品牌。當年國泰的電視廣告也有這樣一句旁白:「國泰係香港嘅航空公司」,然後鏡頭裏的飛機在九龍城上空徐徐降落。今天重溫,畫面親切,感覺陌生,那是將近30年前的舊事。

5月初夏,蟬鳴季節。工會不滿資方削減外站津貼、同工不同酬及刪除執勤時的法律保障條文,逾千人在機場發起馬拉松靜坐,再包圍國泰城,並籌組在8月罷工。勞工處介入,雙方談判第二日,瀕臨破裂,工會半步不退,資方才肯還原政策,歸還權利。

「那是我們本身的權利,沒有要多一分一毫」。談判期間,黎玉嬋這兩句話,是回應傳媒提問,也講給香港人聽。每次工潮,工會都被罵貪得無厭,她很反感,尤其出自勞工階層之口,更覺心寒。「我們已經沒有集體談判權,如果仍要自貶身價,爭取應得的也是貪得無厭,整個社會的文化就是打工仔不值錢」。本是同路人,卻落井下石,自己沒有的,你也不應該擁有,「奴隸心態只會越來越鞏固,倒頭來是自己出賣自己」。

講道理的對手最難纏,她偏偏就是這種人,道理在手,咬住不放。「其實我們的容忍度很高,對家也很會小心處理,因為我們有理據,並非無的放矢。無論對面換了甚麼人,對工會都較從前尊重,不會再當我們是嘍囉」。

年幼家貧 怕米缸無米

機場倉庫大樓接駁了一道行人天橋,橫越4條行車線,對面是國泰城。大樓6樓是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的會址,黎玉嬋當了6年工會主席。談判桌外,她最愛講笑話,但同事說她近年笑臉不再,總是沉思不語,「我覺得是時候要停下來,做多幾年大笑姑婆先走」。年過半百的她,4年後退休。

1986年加入國泰,同期受訓的空姐有藝人李若彤。黎玉嬋笑言,那年代的空姐要美貌與身材兼備,她能考上,也覺自豪,「因為屋邨妹長大,周圍都是差不多階層的人,做寫字樓、工廠。當時能做到空姐,就覺得好巴閉」。當年她住在何文田邨,第一天上班,換上空姐制服,拖着行李落樓,行去邨口搭的士,「嘩!飛雞返工呀!」沒有預期的艷羨目光,現實是地盤工人的嘲諷,「即刻想搵地方匿,好大打擊」。有一段日子,她不敢穿制服上班。
但在父母眼中,女兒能當上空姐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,見識不多,也很難想像飛上半空工作的情況。他們會刻意在街坊、親戚面前炫耀:「阿女,你聽日飛去邊呀?」

父母都是文盲,從沒接受過教育。

小時候住在油麻地板間房,「玉嬋」這名字,也是同屋的自梳女給她取。年幼家貧,米缸經常沒米,「真正的窮等人家」。她是長女,常到附近的果欄執紙皮、拆木板,拿去賣。妹妹年紀小,有時候她會拉弟弟幫忙,兩姊弟執得多便賣得多。「我排行最大,個心始終都會忑忐不安。死啦,明天可能又沒米,怎算好?所以放假就去執紙皮、木箱,希望賣得幾毫得幾毫」。

那時候母親當小販,她每朝早5時多便要起床,幫手開檔,推着木頭車到上海街賣糯米飯,小份賣3毫,大份要5毫,「可以加錢添一條或半條臘腸、膶腸」,忙完早餐一輪才去上學。吃苦的日子,細節記得特別清楚。小學念油蔴地天主教小學,六年級時已長得高大,母親轉行到酒樓賣點心,她也跟着去做童工,推車賣魚翅包、魚翅餃,酒樓最難賣的兩款點心都交給她,「因為客人同情,願意幫我買」。

童年擔起半邊家,日子難過都要過,沒抱怨也沒呻窮,「有些事情過了便算,沒有多想。當時大家都是這樣過日子,你不會覺得是甚麼一回事,也不會覺得特別慘」。她只擔心米缸又再沒米,最害怕因錢傷感情,「我寧願逆來順受,最怕聽見人嘈交。阿媽由細到大都話,你是大家姐,甚麼事情都要你擔起。如果行差踏錯就會影響細佬妹,你一定要做到最好、做得最多」。

這是她口中窮等人家的家訓。

中二罷課 抗校方斂財

第一次參與罷課是在1978年初夏,黎玉嬋在寶血會金禧中學念二年級

1977年,金禧教師揭發校方貪污斂財,擅取職工薪金、售賣學生用品牟暴利甚至挪用教育署撥款等,校長梁潔芬修女其後被廉政公署檢控。新學年,金禧改由天主教教區接辦,新任校長關慧賢被指針對舊師生,發生連串衝突,教育司翌年5月以學生學業受阻為由突然封校。已故教協創會會長司徒華在維園發起上萬人集會,400名學生改到中文大學補課。
「金禧是天主教學校,學校常叫我們去望彌撒、讀聖經,但背後原來是這樣斂財?我覺得太污穢」。中二時她14歲,被選做罷課班代表之一,聯繫同學到天主教教區主教府請願。「罷課是要表達不滿,也是抗爭的行動」,她是那種越過了原則,就會撐到底的人,「那時很熱血,還買書學習抗爭,然後跟同學一起做閱讀報告」。在中大補課,讀馬克思、學列寧主義;同學思想左傾,要看簡體字書,「覺得是代表公義,認為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就是貪錢,共產主義就不會發生;學校那套是假,要在外面尋求一套真理」。

金禧事件後,黎玉嬋在新成立的五育中學繼續升學。中六畢業,在灣仔新加坡酒店任職侍應,即現時的維景酒店,原本打算做暑期工,但升不上大學,又考不到獎學金,「家裏說沒錢就沒得讀,於是便出來打工」。被挖角做過多間酒店,當時的男友、現時的丈夫,建議她趁後生轉行,投考督察或空姐;前者要體能好,後者要樣貌靚,「二揀一,就不如試一下空姐啦,好過做差婆」。

初入行,被歧視,女人歧視女人。「經常被人欺負,做東做西」。她說那時空少不多,但甚得女上司歡心,自己則像地底泥,「返到家經常喊,心入面怪責阿媽,點解生到我成個惡樣」。曾有女上司跟她說:「你生成一副惡樣,若不『騎住』你,就會比你『騎住』,所以要先下手為強。」她沒讓上司失望,入職3年晉升初級機艙事務長,先做「姐仔」,其後擢升做機艙服務經理,再做「阿姐」,「以前升職快,就算幾難捱都有得升。現時就好淒涼,要等好耐」。

以前工會認受性高,新員工入職,工會可以安排講座。黎玉嬋跟很多同事都有入會,那時候九成空中服務員都是工會會員。「以前加入工會是很順其自然的事。但到了今天,公司不會安排工會講座,甚至不時會有人做洗腦教育,叫新入職員工不要加入工會,否則公司不會續約」。

1993年,她第一次參與罷工。工會不滿超時工作及人手不足,拒絕加班,資方解僱3名涉事的機艙服務員,觸發長達17日的工潮

當時黎玉嬋身處法國,趕返香港聲援,在舊啟德機場的國泰大廈外截停同事,呼籲他們罷工。資方不肯讓步,更將29名參與罷工的員工暫時停職。談判破裂,逾千人到港督府外靜坐,通宵留守。當天是1月22日農曆年卅晚,連場暴雨,港督彭定康離港度假,工潮由時任經濟司陳方安生斡旋。

沒有帳篷沒有物資站,一張被、一個枕頭,黎玉嬋跟同事就睡在港督府外的斜路上;沒瓦遮頭,一覺醒來,全身濕透。留守數個晚上,資方定下死線,員工再不復工,當作自動辭職。「我在最後死線時跪低,因為心慌」;心慌,因為發現只是自己一廂情願,「原來身邊有人一直有返工,只是放工、放假才來罷工」。

「我從來沒後悔參與罷工,只是事後對人的信任度有保留。原來身邊有朋友藉罷工去找着數、扮罷工,其實從來沒罷過工,留在家中享受他們的農曆新年,而我們仍儍更更在港督府外瞓街。我容忍度很高,但不代表可以踩到我底線。加入工會,我就一定會站出來,不會考慮太多自身利益」

她只遺憾未能堅持到最後,也責怪自己向現實低頭。「我對工會信心沒有動搖,只是對人有了戒心」。

工會生涯 拍過一次枱

罷工期間,丈夫一直在背後支持。丈夫是她的初戀情人,任職第一份酒店侍應工作時結識,那年她17歲。女友做空姐,最怕空中情緣,黎玉嬋遇上都是外國人,她最怕講英文,「人鬼殊途,我真的接受不了」。試過有外國客人示好,她怕被投訴,那年頭又不流行手提電話,只好把家中的電話號碼告訴對方,「我同阿媽講,如果有電話打來,你聽不明對方說甚麼就收線」。

拍拖8年結婚,本來有生育打算,惟丈夫經營的咖啡店賠上了很多積蓄。丈夫年長她9歲,若要從頭來過,時間已不留人,決定放棄要小孩。她說當上空姐後,見的人越多,對教導下一代越失去信心,「起初以為自己可以做到慈母,但當社會環境無法控制得到,更不想生個小孩出來遺害社會」。兩夫妻把愛心寄情貓狗,家中養了有一頭狗四隻貓,都是從街上撿回來。家住荃灣,曾有一段長時間,她在區內四出餵飼流浪貓。

6年前當上工會主席。當年工會陷內鬥,外籍副主席另起爐灶成立競選團隊。工會前主席關笑華邀黎玉嬋組隊競選,免工會被騎劫,「其實我不想做,寧願花時間去照顧貓狗」。她以為丈夫會反對,卻很支持,結果勝出,但當時基於政治考量,她被推選做主席,工會老鬼留難,只得虛名,甚至被指是內鬼,私通公司管理層,內外不是人。

捱過兩年換屆,年輕新人上場,她續任主席,才有新局面2010年,資方規定飛行少於70小時不准調更,針對時薪制的新人,工會號召逾800名會員包圍國泰城,迫使資方撤限2012年,國泰單方面宣佈加薪百分之二,工會計劃罷工,雙方談判一度破裂,丈夫看在眼裏拍拍她膊頭:「知道你很辛苦,但不用顧慮太多,就算要賣樓我都撐你。」經過30小時通宵談判,資方終肯讓步,並改善值勤安排。
幾乎每兩年一場硬仗,上任6年,黎玉嬋只拍過一次枱,就是第一次跟國泰機艙服務員總經理楊詠儀開會。工會不滿管理層經常不按政策辦事,對方卻指工會對政策內容理解錯誤。「當時我很氣憤,完全不能接受。如果大家是對政策有不同演繹,一是管理層侮辱自己,沒辦法寫一份完整政策,可以讓大家都清楚明白;一是侮辱所有機艙服務員,認為我們英文能力太低,無法理解政策內容。我覺得沒辦法再討論下去,拍枱就走」。

慨嘆亡父 一生沒安全感

面對資方,可以強硬;面對會員,惟有苦笑。現時工會會員人數接近7,000人,當中約700人是在今次工潮後招攬,有新人也有舊人,共佔國泰空服員整體人數約七成。當外界羨慕國泰工會力量龐大,黎玉嬋有苦自知。剛過去的工潮,其中一項訴求是為新入職的空服員爭取同工同酬,但當招收新會員時,先是被質問:「每個月要交70元會費,但你幫到我甚麼?」之後入正題,「就算不加入工會,你都會幫我,都會有得加人工,對嗎?」

社會改變,人心也變,反之亦然。1989年結婚,在法國度蜜月期間,正值六四屠城,「在酒店看電視,見到畫面有坦克車,兩個人攬住喊」。回歸前取得居英權,她打算跟丈夫移民,「想深一層,沒理由離開自己的土地會更幸福」。留了下來,卻感覺家不成家,「香港本來是小康之家,但人心越來越複雜,政治氣候令到大家都好迷惘」。錯過了的時光也不復再,「人老了就不會再想移民,但如果有機會返轉頭,我會認真考慮」。

父親去年離世。臨終前,黎玉嬋才知道父親一直沒有安全感。

父親是木匠,專做行李箱木框,行頭太狹窄,只好提早退休,成了一生遺憾。父親晚年患有柏金遜症,因肺炎入院,彌留期間已無法下床,但仍誠惶誠恐的問女兒要錢:「我沒有錢給醫院阿嬸」、「出院沒錢搭車怎算好?」她無法解開父親的鬱結,「原來他很沒安全感,一生都沒得話事,因財政權不在手,由細到大阿媽都怨他養不起頭家。對男人來說,這是很委屈」。

她很早便出身工作,盡量幫補家計,「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」。母親挑起重擔,難免有微言,對街外人訴苦就成了閒言是非,父親只好忍氣吞聲。「他有很多話想說,但都沒機會說出口」。夫妻感情褪色,父親患病時,母親常說要送他進老人院,「最終都沒有送去,因為父親已經走了」。

30年空姐生涯,圍繞地球不知多少個圈,始終落地歸根。4年後便退休,黎玉嬋打算進修office skills(辦公室技能),「這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」。華麗背後,一切都要從頭開始,慶幸工會給她添上了一點顏色,「估不到自己可以有火,讓我看見自己的另一面。所以我經常懷疑,其實我是金牛座還是雙子座?可以突然間變了另一個人」。她笑得像個大笑姑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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